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生长于中国北京一个穷苦的基督教家庭，1900年庚子拳变中父亲自缢，母亲带孕逃难，同年王明道以遗腹子出生。王明道自幼在基督教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受北京下流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曾一度堕落，十四岁时重生正式成为基督徒；十五岁时立志当政治家，要做“中国的林肯”，十九岁时受英国卫斯理约翰事迹的影响，抱着改革社会之心，立志要通过宗教复兴实现社会改造。满心抱负的他拒绝了五四运动组织者的邀请，认为改革人心才是关键之所在。1920年以后，王明道认识到自己从前的一切作为都是在满足肉体的欲望，是想为自己立名，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后王明道开始真正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他顺服神的旨意，放弃从政的意念，竭力追求真理的上帝，成为一名传道人；他特别取名「明道」，意谓「明证真道」。在他一生的经历中，足可见证他名副其实。
王明道思想简介
受西方“社会福音”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领袖十分热衷于福音救国。国民时期更由于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社会福音派曾一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在许多省份都设立有县建制的改革实验基地。改革者主张教会的实用主义，即通过教会系统的建立，在整个社会自觉的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卫生、娱乐、民生、科研等工程在内的教会领导机构，寄希望于一方面通过这些机构在民间的渗透能力来大量的传播福音，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实质性的建设提高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有些学者更是提出要将基督教改造成为革命的宗教。
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王明道却力排众议，提出“道德怀疑论”，这种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家、上流人士、掌权者、社会改革家甚至教会领袖等个体的不信任，帮助他透彻地诊断现实权威的真现，进一步对由这些人领导和建设的社会也产生怀疑，他曾针对社会改革家说：“不用提消灭社会中的罪恶，根本就没有人能消灭自己的罪恶，却想改造社会，使整个社会得救，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连自己都改造不了，还谈得到改造社会么？”。这种论调与其同时代的美国新正统派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社会心理分析中指出“自我中心的冲动（egoistic impulse）在社会道德中的假装”的观点不谋而合。王明道认为社会改革根本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本身其身不正，他断定这世界是不能改良，必要遭遇毁灭的。王明道强烈反对社会福音将福音实用主义化，他认为福音所产生的社会实效性仅仅是一种副产品，而决不能成为基督徒的追求目标，他竭力保持福音信仰的超然性，提出福音不是要去改革社会，它的功用乃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信仰不是为改革社会而存在，甚至不是为改革个人以至社会得以进步而存在，信仰是一种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其价值取向甚至造成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但这种疏离却给予了基督徒客观评价现实社会的能力。宗教是救个人的，叫人可以进入现世以外的永恒天国，这天国不是宗教信仰改造现存社会的结果，虽然天国将来要完全建立在地上，可是现存社会与现世以外的天国没有连续性（continuity）。王明道这种带有反社会性格的信仰观点与当时国内的文化界和社会福音派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这也是后来王明道拒绝加入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的直接原因。
针对基督徒在社会中定位问题，王明道提出了“出世”的观点，认为基督徒应当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种出世并非人实体的出世，而是罪恶观上的出世，就是能够在世界里使自己不沾污秽。基督徒应当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做光做盐，王明道反对基督徒人生的圣俗二元论——即以宗教仪式或是读经、传道等为圣事，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务都是俗事这种错误态度。他提出只要是为荣耀神的名，为使别人得福，这样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工作类型本身，而在乎处于工作之中的人，以上帝为本，真正荣神益人的社会劳动有时远比在教会中服待更神圣。同样，王明道也反对以智力和劳力作为阶级差异的根据，他提出“种种美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神造我们，增加我们这种种美德，所用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使我们经过种种苦难和试炼，另一个是使我们作种种劳苦艰辛的事工。”对于王明道来说，肉体是放任不得的，辛苦工作可以克制肉体的许多情欲，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情欲的存在才直接导致了人与上帝的疏离。
在民国时期，社会各方面政治立场纷乱复杂的环境下，批评王明道“信仰自私和个人化”的社会福音者在逐渐被各自的政治立场所困固的时候，王明道却保持了他的超然立场，以致他没有被任何现实力量所左右。他所提出的信仰观点将传统保守信仰内容赋予了一层现代含义，像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及以后清教徒的福音信仰一样，在社会生活上具有十分强烈的进取性和批判性。王明道对现实社会所持的负面态度和否定人成功建设社会的可能性方面的悲观态度带来了许多人的误解，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辙却告知我们，福音所具有的社会时效性是一定要建立在保持福音信仰的超社会性基础上才能达致的，所以真正的福音信仰绝不能去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地改造，否则福音的内容就被偷换成为一种由社会决定的政治纲领，对于王明道来说，这种“福音”即不能使人重生进天国，反过来也将吞噬作为副产品而存在的社会果效。
王明道的《五十年来》是他前半生的自传，而这本《又四十年》是他的门生王长新弟兄耗费数年心血，将王明道后半生的四十年经历一一述诸笔端。本书内容大部分取材于王明道本人的口述，因作者曾于1990年到上海访问他，并与他同住三周之久，天天听他的讲述，共录了二十盘录音带，作为本书写作的主要依据；因此，本书的真确性应该是毋庸置疑。
从《又四十年》中的记述，王明道的后半生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被捕入狱前，这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他坚持不加入三自会，并经常撰文驳斥他们为「不信派」，并用圣经真理来宣讲福音和建立教会；在在展现他是一位真理的勇士，威武不屈。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共有八年，是他失败的时期。因他的害怕而陷入说谎的罪恶中，连自己都无法想象；他在如此困境中依然呼求神的帮助，至终神为他开路，给他领受神话语的应许。
（三）从神的话语临到他一直至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过往他曾得罪了神，因为他愿意诚心悔改，向神认罪，因而灵命得以大大的复兴。累积这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晚年的信息重点就是，要多多认识神、倚靠神和等候神；这是王明道先生给我们最重要的训诲！
王明道先生一生忠心于主的真理，在动荡的中国作时代的先知，传讲福音真理、坚守教会立场、正确解明神的道，实在是中国基督徒的榜样。他的软弱与刚强、受苦与复兴，充分见证神的大能作为。
毋怪乎内地会宣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将王明道先生称为「中国教会三巨人」1之一，王明道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历史中的地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