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入华年代管见

—   李民举

      基督教是何时传入中国?依据《景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简称),一般把这个时代定在初唐时期。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迹象显示,基督教传入中国很可能要早於唐朝。西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撰写《洛阳伽兰记》一书,其中有一处记载到: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於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庑连甍,一千余闲,厅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叠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纺绩,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

      这段文字,内容不算深奥,但由於涉及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理解比较困难,所以在解释这段文字之前,应先回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

      南北朝时期背景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了军阀混战,进而出现三国鼎立,直到西晋司马氏的短期统一,中原黄河流域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争,人口急遽减少。军阀为了补充兵源,徵召边疆少数民族参战,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自从西晋灭亡以後,原来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向内地发展,先後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其中鲜卑人,原先活动在东北地区大兴安岭一带,在征战中逐渐向南发展,并且强大起来,其中一支以“拓拔”为氏,在首领拓拔涛的带领下,於山西大同建立了一个政权,名为“代”。这个政权在发展武力,不断征战的同时,对宗教也特别关注。佛教、祆教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在大同郊外,开凿了著名的云岗石窟。

      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汉文明,对鲜卑人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尽管一些鲜卑首领人物极力反对,仍然挡不住鲜卑人汉化的洪流。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後,为了与汉文化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决定把都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河南洛阳,鲜卑政权从此改称“魏”,历史上称“北魏”、“後魏”、或者“元魏”,以别於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建立的“魏”。中国的经济文化在饱经战乱後,得到较快的恢复,并且出现了新局面。

      北魏政权发源於欧亚大草原的东端,这个广袤的地区,便於骏马奔驶,是联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通道,所以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魏时期进入了新时代。《魏书》记载:“自葱岭以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考古学发现了相当多的文化遗物,例如玻璃、金银器皿、货币等,其中不少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产品。

      北魏时期,宗教繁荣的局面远远超过从前,佛教进入极其繁荣的阶段,继云岗石窟之後,在洛阳龙门开凿了更大规模的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三大宝库。三大石窟中的两个,都是鲜卑人开凿的。同时其他宗教,例如祆教、摩尼教等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所有的外来宗教通称为“佛教”,僧侣概以“沙门”称之。我们注意到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大量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例如有经书中,把耶稣穿的衣服翻译成“袈裟”,称耶稣为“佛”等等。北魏宣武帝,名元恪(499-515年在位),所建的“永明寺”,就是为了方便各国僧人居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来自大秦国的僧侣。北魏末年,战争频繁,洛阳一带变成了战场,宗教盛况一去不复返,很多寺院沦为废墟,杨衒之的《洛阳伽兰记》就是作者在洛阳凭吊古迹而留下来的纪录。与《魏书》相距仅十余年,因此《洛阳伽兰记》的记载相当可靠,受到了古今学者的重视,成为今天洛阳汉魏故城考古研究中,推断古代遗迹的重要依据。

      解析《洛阳伽兰记》
      下面分析《洛阳伽兰记》记载的内容:

      文中提到“宣武皇帝”、“世宗”是同一人,就是“元恪”,前者是他的諡号,後者是他的庙号。文中的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早在西晋时期,鱼豢《魏略》一书中就记载了“大秦”国境内一些地名:乌丹,即雅典;乌迟散,又名阿荔散,即埃及的亚历山大。相对而言,《洛阳伽兰记》中的记载比较简略。只说大秦位於最西边,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差不多赶上中国了。

      这段话,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

      永明寺,是宣武皇帝创立的,位於大觉寺的东面。当时洛阳宗教盛极一时,异国他乡的僧侣们,都来这里传教。他们携带法器和经书,到了这个人间乐园。宣武皇帝就建立了这个寺院,来安置这些来自远方的僧侣。寺院里面房屋鳞次栉比,总共有一千多闲,院子里面栽种有竹子和松树,遍地种植奇花异草。僧侣总数,一共有三千多人。西域的僧侣中,有来自大秦的。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那里的人民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会纺织衣物,旷野中居住的百姓很多,城邑中房屋密布,他们的服饰车马,严整有序,可以同中国媲美。

      《洛阳伽兰记》的这段记载,从来源上看,应当直接源於大秦僧侣的介绍,与《後汉书》抄录《魏略》的情况不同。《景教碑》关於“大秦”的记载,不是作者景净本人的见闻,而是依据中国的文献,“西域图经”和“汉魏史册”,主要指的是《魏略》与《後汉书》。由於《後汉书》主要是抄录《魏略》,所以《景教碑》的记载,依据的是《魏略》,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景教,起源於中亚木鹿(Merv)一带,有一定道理。《景教碑》的作者景净本人可能没有到过大秦。《魏略》中的一些内容,後来被道教融摄,例如,大秦国设置三十六将,管理国家事务。《老子化胡经》记载为“三十六人计弟兄,路出北阙云中翔”。北阙,是北阙甲第的省略,本来指的是汉朝都城长安的情况,皇帝居住在未央宫,位於长安城的最南部,未央宫北门立双阙,称为北阙,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住在那里,非常荣耀,地位显赫。《老子化胡经》的三十六弟兄观念,显然来自《魏略》关於大秦三十六将的记载。《魏略》中提到大秦国王“日游五宫”的问题,应当就是後来把关中景教寺院称为“五圣堂”的起因,《西游记》中的“五庄观”的描述,显然起源於此。(关於《西游记》的作者,很可能不是施耐庵,应当另有其人,笔者这个看法,与目前日本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一致。)毋庸置疑的是,这时大秦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这系统的基督教很可能直接源自罗马或拜占庭,与唐朝的景教可能不是同一个系统。

      《景教碑》没有记载之因
      那么,为什么《景教碑》并无提及此事?原因可能是,从北魏末年到唐初这一百多年内,战争过於频繁,先後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虽然隋朝建立了统一,但是不过三十多年就灭亡了,离乱纷纷,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历史被打断,後代无法记起。当然,也可能两个教派系统不同,景教属於聂思托理教派,与罗马系统的基督教不同,甚至处於对立,所以可能《景教碑》作者明知基督教在北魏时期已传到中国,但是不愿在碑文中提及。

      可见,基督教在北魏宣武帝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了,标志性的事件是洛阳城中永明寺的建立。这个比《景教碑》(西元781年立)记载的“贞观九年(西元635年)”阿罗本来华的时间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纵观当时,尽管中国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基督教在耶稣大使命的引领下,宣教士们冲破艰难险阻,到中国传播福音。南朝齐永元元年(西元499年),有个名叫“慧深”的僧侣,到达荆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慧深的扶桑国,从中透露出了鲜明的基督教资讯,慧深本人应当是基督教宣教士,他在荆州的活动,与基督教僧侣(大秦沙门)在洛阳的活动,交相辉映,说明当时基督教对中国的宣教活动,正处於黄金时期。

      有人认为,自从唐武宗灭佛後,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消失了。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唐朝以後,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景教在中国的记载。但是推测毕竟是推测,试想假如没有《景教碑》的发现,我们会怎样看待唐朝的景教?这里存著怎样识别材料的问题。实际上唐朝的景教与来自西方世界的王公贵族有关,《景教碑》记载,当景教受到冲击时,“金方贵绪”(就是西方的王孙贵族)向唐朝宫廷施加压力,从而保证了景教的地位。这是在盛唐时期的现象,到了唐武宗,唐朝的力量已经衰落,能不能推行划一的政策,值得怀疑。我认为至少关中和西北地区的景教并没有受到冲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西北少数民族中间。

      由此可见,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决不会晚於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