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简介

—   《華典》編輯組

 根據衆多史料書籍記載,倪柝聲的出生年月日爲1903年11月4日,但他墓碑上所鐫刻的生年卻是1901年。其祖籍爲福州,但他卻出生在廣東汕頭,因爲當時他父親倪文修在汕頭海關供職。他出生後,父親給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後,即改名爲”柝聲”。”柝”,即當時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聲”,即喚人警醒的”更梆之聲”。他以此明志,要做一個時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喚醒世人沈睡的靈魂。他年幼時雖然也取了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但隨其中文名字之意,其英文名字遂爲”Watchman”(”更夫”或”守望者”)。此後他以”Watchman Nee”而聞名於世。
      
      倪家是福州地區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聲這一輩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牧師,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華人牧師之一。美國公理會於1847年(清道光27年)來福州設點傳教,並於1855年開設教會學校。倪玉成受教於該校並接受了福音,不久在閩江受洗成爲基督徒。畢業後四處傳道,數年後成爲閩北三大名牧之一。
      
      因當時福建民風保守,信仰基督教者甚少。作爲基督教牧師的倪玉成雖屆適婚年齡,卻難覓志同道合女性爲妻。爲信仰之故,他毅然打破福建人不與外省人通婚之習俗,從廣東迎娶一位基督徒小姐爲妻,婚後生活十分美滿,他們共養育九個子女。
      
      倪柝聲之父倪文修排行第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青年時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秀才,取得謀職爲官之資格。後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林和平結爲夫妻。林和平(倪母)原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因家境貧困,從小被父母送人爲婢女;不久又被轉送福州一林姓商人爲養女。幸好這對林姓夫婦視她爲親生女兒,疼愛有加,才使她苦盡甘來。按照當時傳統習俗,女孩兒都要纏足。正當纏足之苦就要臨到小和平之時,其養父突患不治之症,無可奈何之際,經一基督徒友人介紹,請來一位美以美會的牧師爲其禱告,絕症竟得醫治。林氏夫婦遂接受基督教信仰,不久偕養女一起受洗,成爲美以美會教會的會友,小和平因此不僅免受纏足之苦,還被送往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成爲一個有知識的女性。
      
      倪文修夫婦共生養九個孩子,五男四女。倪柝聲排行第三,六歲時,倪家搬回祖居地福州。雖然倪家是個大家庭,但在父母辛勤工作與操持下,家道還算富裕。父母爲孩子們請來家庭教師,教他們識字習帖,學習中國古典文化。每逢主日,孩子們隨父母到教會做禮拜之同時,還接受主日學教育,習讀聖經,經歷信仰之熏陶。這些啓蒙教育爲倪柝聲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礎。
      
      倪柝聲從小就表現出其過人的聰明才智,調皮、好動的性情,以及組織與領袖才能。1916年,他進入英國聖公會所創辦的福州三一書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讀書。該校教員多爲愛爾蘭宣教士,校園環境優越,師資力量雄厚,科目繁多,堪稱爲福州一流的教會學校。倪柝聲就學期間,各門功課(除體育課外)都十分優異,但在基督教信仰上他卻興趣缺缺。他雖然出生於基督徒家庭,自幼接受”兒童洗禮”;雖然三一書院宗教氣氛濃厚,他也參加崇拜,修讀聖經課,但基督教信仰一直沒有進入到他的內心深處。
      
      1920年前後,席捲全國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給基督教帶來極大衝擊,許多青年學生,包括倪柝聲在內都深受其影響;加之教會內的一些現象以及有些牧師的形象都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對基督教産生某些惡感。他在日後的個人見證中,曾提到當時教會牧師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時他認爲牧師很卑鄙,除了來募捐外,平時看不到他們的影子。他們的眼裏只有錢,甚至人家把麻將桌上的錢給他們,他們也照收。此外,倪柝聲還看到教會中有許多人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這些都使他內心産生懷疑與困惑,從心底裏看不起這些”牧師”和”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參加了余慈度女士的佈道大會,聽了她的講道之後,他的生命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1920年,女佈道家余慈度應邀前來福州主領新年佈道大會,倪母因早年與她相識,故前去聽她講道。倪母此時只是一個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熱衷於梳妝打扮,沈溺於打牌等享樂;在丈夫與孩子們面前她也是說一不二。在這次佈道會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愛的一隻花瓶在孩子們玩鬧中被打碎,她錯誤地認定是倪柝聲幹的,並且在怒氣中重重地責打了他。但就在這次佈道會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講道所打動,生命得到復興。回家後,她放下長輩之尊,抱住兒子痛哭,真誠向他認罪悔改。此舉讓倪柝聲大受震動,心中不禁納悶是什麽力量使母親發生如此之大改變。於是第二天,他隨母親一道前往佈道會聆聽余慈度的講道,因聖靈作工,他內心大受感動,悔改認罪,真心接受基督,並決志放下一切,奉獻自己來跟從主。在1936年廈門鼓浪嶼的一次聚會上,倪柝聲曾親口講述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1920年,我十七歲時蒙恩得救……,我知道我的得救必須是雙重的:一面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面要以他爲主來事奉他”。
      
      信主後,倪柝聲大發熱心,立志做個傳道人。趁三一學院因內戰停課之機,獨自前往上海進入余慈度所辦的聖經學校學習,但不久即被辭退,原因是因他貪愛美食和穿著,貪睡不能早起。這事雖然使他深受打擊,但也使他認識到,生命的改變必然要帶來生活的改變,否則無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聲重返三一書院繼續其學業之同時,熱心向同學們傳福音,領人歸主。他還把許多同學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裏,每天爲他們禱告。因此他被人嘲笑爲”傳道先生”。但他不以爲意,繼續祈禱傳道不止。結果,到他畢業時,在他所列70名學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歸主。
      
      此一時期,對倪柝聲靈命成長影響最大的當屬來自英國的自由傳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兩人經余慈度介紹而彼此相識,此後和受恩成爲他的屬靈導師,在各方面教導倪柝聲,指導他看書,幫助他解決屬靈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難題。不久,倪柝聲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載兄弟倆、王連俊、繆紹訓和陸忠信等人,他們不僅僅在學校內傳福音,還經常敲鑼打鼓地到街上去佈道、唱詩及散發福音單張等,在福州頗爲轟動。此外,他們也時常利用節假日到四圍鄉村去傳福音。
      
      自1922年起,他們在王載家裏開始了定期的禱告和查經聚會,並且舉行”擘餅”聚會以記念主耶穌的受死。因人數不斷增多,以致王載家容納不下,他們就在福州十二間排地方租了房子作爲聚會場所。
      
      1922年底,倪柝聲創刊《復興報》,以文字佈道,幫助信徒靈命成長。1923年,倪柝聲以優異成績從三一書院畢業。畢業後,他捨棄升學攻讀學位的機會,甘心樂意奉獻自己,成爲一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由於在教會觀與教會實踐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聲與王載分手,各自按著自己的領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聲離開福州,分赴中國各地主領奮興聚會,並且還到南洋和日本等國佈道。1926年5月回國後,居住在福州羅星塔,創辦《基督徒報》和福音書局,藉此將福音和自己的教會理念傳往全國各地。1926年下半年,倪柝聲不幸染上嚴重的肺結核,不得不停下奔波的腳步,遵醫囑臥床休息靜養。期間,他閱讀了大量教會歷史上屬靈偉人的著作,特別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會的屬靈作品,這些幫助他醞釀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屬靈人》。這本書寫於倪柝聲在福州和無錫養病期間,最後在上海完成出版的。
      
      1927年底,倪柝聲來到上海,與其親密同工李淵如、汪佩真和祝康寧(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家中聚會。在倪柝聲領導下,聚會人數迅速加增,於是他們就在哈同路文德裏租了房子開始聚會,稱”基督徒聚會處”。倪柝聲也把福音書局搬到這裏來,改稱爲”福音書房”,從而成爲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會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聲在這裏爲來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舉辦了爲期一個月的特別聚會,栽培、造就他們的靈命,爲他們指明道路。
      
      倪柝聲在養病期間,有更多的時間思考其教會路線和宣教事工等問題,最後歸結爲四個方面的工作, 即,1)文字工作;2)定期舉辦得勝者聚會;3)建立地方教會;4)青年訓練工作。待病好後他全力以赴,將這四方面的工作付諸實施。他藉文字工作向各地信徒傳遞屬靈信息和生命之道;藉得勝聚會培養、造就信徒靈命,提高信仰素質;藉青年工作培訓新一代教會領袖;爲反對、脫離教會內的宗派,他堅持建立不屬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會。受其影響,許多信徒脫離原來的宗派教會,加入到地方教會中來。1931-33年間,倪柝聲多次沿長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京、漢口等城市宣道;還北去北京和山東青島、煙臺等地主領聚會,所到之處,地方教會紛紛建立起來,逐漸自成體系。
      
      因訂購屬靈書籍,進而書信往來,倪柝聲與英國”閉關弟兄會”建立了聯繫。1932年,”閉關弟兄會”一行七人到上海專誠訪問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通過幾天的交通與分享,雙方發現在信仰與教會立場上有許多契合之處,聚會處的模式與倪柝聲的講道爲客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聲接受邀請,赴英國回訪”閉關弟兄會”。幾天的相處,對倪柝聲的影響頗深。但因他在英期間和途經美國之時,順訪了其他教會,拜會了他所仰慕的、後來成爲其靈性導師的史百克(Austin-Sparks)先生,而不被”閉關弟兄會”所容忍和接納,終至兩下分道揚鑣,是爲憾事。無論如何,該弟兄會對倪柝聲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1934年10月,倪柝聲到杭州主領特別聚會。10月19日特會結束那一天,他與張品蕙小姐舉行了婚禮。兩人自小在福州一起長大,青梅竹馬。長大後,張品蕙赴北京到燕京大學讀書,兩人關係曾一度中斷。張品蕙畢業後回到上海,到文德裏參加聚會,共同的信仰追求使兩人重續舊情,終成眷屬。結婚時倪柝聲32歲。
      
      1935年,倪柝聲先後在山東煙臺、上海以及福建泉州等地舉行特別聚會,所到之地,給教會帶來極大的奮興。1936年,由於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信徒人數猛增,不得不建立新的聚會場所。全體會衆同心協力,熱心奉獻,新會所很快在南陽路落成。同年,倪柝聲特別邀請在湖南長沙行醫的俞成華醫生回上海與他同工。俞成華果然不負重托,與倪柝聲一起使教會工作更加興旺。
      
      由於聚會處的中國特色,信衆之間的真誠相愛,以及領導同工的屬靈領導能力,在短短幾年內,聚會處得到迅猛、蓬勃的發展。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他們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建立了教會,而且還遠播到南洋一些地方。許多大學的知識份子、醫院的醫護人員都被吸引到聚會處中來。還有許多基督徒紛紛脫離其他的宗派而轉到聚會處來聚會,因而引起一些西方傳教士以及宗派教會的不滿,甚至稱他們爲”偷羊者”。
      
      繆紹訓是倪柝聲早期在福州的同工之一,1931年移民菲律賓,在馬尼拉華僑中間傳福音,爲那裏的教會奠定下根基。應繆紹訓之邀,倪柝聲於1937年7月赴馬尼拉,在那裏舉行了爲期四周的培靈會,給當地華僑教會帶來極大的激勵。他原本打算由菲律賓經由新加坡等地轉赴英國訪問,但因抗戰突然爆發,國內教會遭受衝擊,他當即決定返國,與教會及其會衆同赴國難,共度難關。在艱苦歲月裏,他往返於上海與漢口之間,主講有關教會問題的信息。日後,他這段時期所傳講的信息經張品蕙與李淵如整理成書出版,名曰《工作的再思》。倪柝聲的”地方教會觀”就此成形並系統化。
      
      倪柝聲根據聖經原則,設立不受薪,完全”過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責任是宣道和建立教會,而各地方教會則由長老來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使徒出去,到全國各地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1938年7月,倪柝聲開始去歐洲之行。在英國期間,他拜會了其屬靈密友史百克先生,與他有深刻的屬靈交流。還結識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彌爾(Angus I. Kinnear),數周之內,二人成爲知己,倪柝聲給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彌爾後來爲倪柝聲寫下一本傳記《中流砥柱—-倪柝聲傳》(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同年10月,倪柝聲應邀赴丹麥主講《羅馬書》,這一系列講章日後整理成書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海內外教會中影響甚大。丹麥之後,倪柝聲又先後赴挪威、德國、瑞士和法國等地訪問。他原本計劃於11月回國,但因故推遲了歸期。在英國滯留期間,他有更多的時間與史百克就聖經和教會問題做深入的探討;同時他還和西方友人合作,將其《工作的再思》一書翻譯成英文出版,在西方教會圈內引起很大反響。
      
      1939年7月,倪柝聲由英國乘船經印度孟買、科倫坡等地返回上海。經短暫休息後,他就開始舉辦一系列的特別聚會,重點向其同工和會衆講解”基督的身體”教會的奧秘等問題。不久又在法國租界內租房子,作爲培訓同工的新場所。由於倪柝聲無論是在信仰上,解經方面,還是在組織與領導能力上,都十分傑出,無人望其項背,他在國際、國內聲望日隆,人們對他倍加崇敬之同時,對他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但就在聚會處各項事工發展蒸蒸日上之際,卻在四十年代初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問題主要出在”生化藥廠”問題上。
      
      生化藥廠爲倪柝聲之弟倪懷祖所創辦,他是個化學家,但不擅經營管理之道,故很需要人襄助。作爲家中長兄,當弟弟求助於他時,他不能坐視不顧;同時也爲解決教會工作需要,已及同工就業問題之想,倪柝聲就接下了經營藥廠之責任。但要經營管理好一個偌大的藥廠絕非易事,漸漸地,倪柝聲把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藥廠事業上。這樣,他用於信仰追求,講道和教會事奉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以至於造成教會同工和信徒對他的不滿與疏離。久而久之,各種揣測與傳言鋪天蓋地而來,使人真假難辨。有些同工,甚至包括一些他最親密的同工都離他而去。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聚會處的幾位長老于1942年底決定停止倪柝聲的講道。倪柝聲沒有爲自己做任何辯解,將此視爲神的管教而默認接受。
      
      退隱後的倪柝聲並非無所事事,經營生化藥廠之餘,他幫助、接濟了許多戰時被日軍關入集中營的西方傳教士。當生化藥廠因戰爭影響被前往當時的大後方重慶時,他協助當地的江守道夫婦開展教會工作。無論是江氏夫婦,還是當地教會都因他大得益彰。日後江守道成爲倪柝聲的親密同工,爲聚會處在海內外的發展功不可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戰爭結束後,倪柝聲從重慶返回上海。由於他和上海聚會處的關係尚未複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鄉福州,安靜等候,尋求神下一步的引領,同時他也主動地致力於複合的預備工作。
      
      先是上海教會居領導地位的俞成華醫生發出複合的呼聲,接著,煙臺的倪柝聲的得力同工李常受也受託前往上海促成複合之事。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在1948年4月,倪柝聲重新回到上海聚會處,在衆長老面前,他承認自己過去的失敗,受到衆人的接納與歡迎。當他重新出現在講臺上時,許多人感動落淚,場面十分感人。
      
      此前此後,倪柝聲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權責;同時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張。所謂福音移民,就是有計劃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達之地,拓展新的領域,建立教會。爲配合”耶路撒冷模式”的教會路線,倪柝聲在上海和福州兩地連續宣講”交出來”這個信息。所謂”交出來”,大致就是”工人”要交出來,在教會中配搭事奉,在工場上接受調遣;”工作”要交出來,不可將神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信徒要將財物交出來,就如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記的那樣。隨後一場”交出來”運動在聚會處教會內展開。倪柝聲身體力行,首先把生化藥廠交出來,作爲教會公産。在他的帶動下,福州教會們於1948年3月,依”耶路撒冷模式”,把教會的一切都交出來,供使徒們調遣使用。接著,上海教會的同工與會衆紛紛把自己的工廠和産業交出來,其中包括印刷廠、藥廠和油墨廠等,教會的財産因之劇增,在教會中造成很大震撼。此時,倪柝聲已在全國範圍內的聚會處教會中高居領導地位。各地教會人數倍增,到1949年時,聚會處信徒人數達七、八萬人,占全國總基督徒人數的十分之一。這一階段可謂基督徒聚會處的黃金時期。
      
      1948年6月,倪柝聲在福州鼓嶺開辦長達四個月之久的同工訓練聚會,共有來自南洋和全國各地七十多位同工參加。爲應付時局的改變,倪柝聲在聚會中傳授了教會所面臨的信仰上的、教會觀方面的、解經方面的、基督工人的訓練,以及信徒造就等許多實際問題,使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皆稱有很大的收穫,蒙福匪淺。
      
      同年冬天,倪柝聲回到上海,此時,共產黨將要接管政權似已成定局,面對教會可能遭遇的困難,他與其同工們已做最壞的準備。但無論時局如何演變,他堅持自己要留在中國,因他深知神對他的呼召是在中國,他說,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會不能撤退。他也有計劃地指派一些同工移居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爲聚會處在海外的發展作了富有遠見的部署和安排。
      
      1949年4月,儘管時局緊張,倪柝聲還是在福州鼓嶺舉辦了第二次同工培訓聚會,這次參加者有百餘人,至同年八月結束。接著他又去臺灣、香港,差派同工在當地拓展教會,勉勵造就信徒。1950年1月,他在香港九龍聚會處舉行爲期一個月的特別聚會,並按立長老、執事,幫助建立健全教會組織。在港期間,許多同工出於安全考慮,極力勸說他留在香港,均被他謝絕。他順從內心的呼召和責任感,毅然於1950年6月返回上海。
      
      1952年4月,倪柝聲在去往東北處理生化藥廠事務途中,被公安人員逮捕。被捕後並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項政治和經濟罪名被起訴。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組織發動各教會信徒對倪柝聲進行控訴和批判。會前會後,在上海以及全國各地聚會處凡不妥協的負責同工系遭整肅或監禁,聚會處教會遭到沈重的打擊。
      
      1956年6月21日,倪柝聲被作爲所謂”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到1967年4月,也就是十五年期滿之時,他仍沒有被釋放。雖然他在獄中多年,受過許多非人的折磨與苦難,更無聖經可讀,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72年6月1日,經過二十年的牢獄生涯之後,有消息傳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當其親屬前往農場善後時,該農場官員向她們出示一張發現于倪柝聲枕頭下的字條,上書:”基督是神的兒子,爲人類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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